晋的强盛已经摆在前面了，只要合理运用有利条件，国家想不强盛都困难。除去上党还在高干手中，但是又占据了河东来取代，就土地来说仅仅是十三州的一州，并州山地占十分之八，田地占十分之二。北方羌胡的疆领，土地广阔；西方上郡、朔方山河表里；东面冀州一马平川；南面对着大河，俯视着三河地区。可以说是西方有险固，北方有威胁，东方有优势，南方有拓展，如何利用这样的形势，在时政篇里已经说了。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但是如何利用起这些资源，却不可能有一个定论，因为天下的土地肥硗分为九等，出产多寡又分为九等，在膏腴之地上，即使水耕火耨，一样能够五谷丰登；在朔方、云中这样的地方，戮力垦殖，也难以有所收获，所以说如果有圣人的道理，也不一定全都能够套用。 我们并州山地多而平地少，水利又已经废弛很久，本来所有的田地，都需要水，但是现在既不能够灌溉，也不能够旱作，还要养活大量的百姓和军队，那么危险就在眼前了。老子说：“天下有道，去走马以粪。”但是没有水，使用肥料和在石板上种植没有什么两样，晋阳周围的沟洫，虽然在文景时代就已经开凿，但是经历了许久的混乱，已经近乎废弃。想要让树木茂盛，必须巩固它的根；想要国家富裕，必须巩固它的本，那么并州的土地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不得不整理思路，然后慎重考虑呢。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家所需要养活的人口，《鲁论》说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那么没有足够的粮食，就没有足够的武装，没有足够的粮食和武装，还想取得民众的信赖，这是很困难的，我们都不是圣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首要的目标就是足食。山地多的国家垦殖田地，费力费时，而且更种起来又困难。想要维持那样的状况，又需要更多的人口和役力，人口多了，粮食又不够，就使得国家陷入窘境。现在又是在打仗的时候，想要保证足够的军队，却又不违农时，除非国家有庞大的人口，而人口又需要更多的粮食，困难就在于这里啊！ 我在朝廷中做大司农几年，着力了解了一下国家的各方面统计数据，并州的户口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这样虽然容易足食，却不容易足兵，而天下正在混乱的时候，不用干戈来刑世，就不能继续立足，天下也别想回归安定。所以足兵布武也是必须的，商君务耕织、修守战，招揽三晋地区的流民，就让秦国强大，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理，是刑乱世用重典，看来我们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措施了。扩大人口，单靠生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春秋》说：“十年生育而十年教训”，《管子》说：“百年树人”，这些是国家的大事，不可能在短期解决，而且必须要有长期的规划和有力的执行措施，这些将要在下一篇《人政》中详谈。现在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我们兄弟虽然十分想要解救百姓，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暂时把尽可能多地百姓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曹操吞并青州，收容三十万青州兵；袁绍平定黑山，虏获了近百万人口；李傕、郭汜屠关中，死亡数十万；袁术占据淮南，人民互相作为食物。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地方，不能守备的地方很多，受苦的百姓很多，近来关中正在大旱之中，灾民上百万，全国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灾民。我们此时就应该扩大人口，然后根据人口来规划生产，先取民信，然后足食，然后足兵！ 并州在孝宣皇帝在位的时候，还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但是到了孝桓皇帝时，只剩了不到六十万人口，西河、上郡这样的地方，本来是人口繁盛的地区，但是因为土地贫瘠，胡虏侵扰，人口离落，推究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虏祸。现在兄长已经将匈奴驱逐出塞，又和好为一，可以说最大的祸患已经不再，那么就放心的开发这些地方，才是国家的福分所在啊。现在我们缺失了上党，但是得到了河东郡作为补偿，可以说是得到的多，失去的少。河东本来就是司隶地区，而且富足，有盐铁之利，美好的田地也有不少，更重要的是人口稠密。在孝灵皇帝时还有九十万人口，就算连年战争，也还有一半在，这本来就可以与整个并州相抵了，何况并州在这些年来遭受到损失应该是大于河东的，并州的户口，应该在七十万人左右，听说晋阳郡有人口十五万，那么可见并州大部分的人口全都集中在汾水沿岸的大城市中了。这样的话，那十分之八的土地都没有得到利用，人民龟缩在狭小破碎的土地上，国家怎么能够发展呢？ 三辅地区在孝灵皇帝时有三百四五十万人口，后来董卓又迁徙了数百万洛阳附近人口到关中，道路上饥饿、贫病、兵士虐待劫掠等等引起的死亡，即使占去了十之七八，不幸中之万幸，关中人口也应该有二三十万的增长，这些年李傕、郭汜虽然昏聩，但是贾诩、杨彪、士孙瑞这些大臣善于治理，也总算没有丧失太多的人口，但是户籍的损失实在不是个小的数目。今年关中又有大的饥荒，如果兄长能够入关收容难民，给他们粮食和活路，解救他们一时之困，把他们带到河东垦殖，他们必然会云集响应。这就是收取民信。 现在并州地广人稀，上郡、北地、云中、朔方、西河、定襄这些地方有的是空地，并州牛羊遍野，可以提供给他们耕牛，如果再恢复铁官，并严加管束，农具问题也很容易解决。第一年开垦荒地，终年要依靠官府放粮和提供农具；第二年会有收获，百姓用劳役抵偿官府发放的粮食，官府用这些劳役来疏通沟洫，兴修水利，依靠官府放一半的口粮；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并且略微有余，这时就废去劳役；第四年就可以交纳赋税，虽然不是立竿见影的获利，却总是能够长久安定国家的策略，用一年半的粮食，三年的赋税收入，换来并州根本的巩固，换来百万人口的增殖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利益，希望兄长能够考虑。这就是足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但是人口增长，土地狭促，即使疏通水道，广利农田，大片的土地还是没有得到开发；我们虽然有了大量的人口，却必须都投入到生产上去，否则粮食就不够吃，这样不能足兵。山地虽然不利于农业，但是可以牧马放牛，并州素来出产毛毡马匹，就是因为在这些放牧的地区所获得的利益。养育的牛可以驯养一部分作耕牛，这样农具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一千只羊，三个男丁，牧犬四十只，就可以放养，每一百只羊，只要收取一只母羊作为赋税，这税比三十税一还要薄，但是母羊的繁殖速度要快得多，这样的税实际上获利超过十税一的比例，其他的牲畜一样的收税，牛、马、驴、骡、驼、羊将不胜其多，肉、禽、蛋、乳、皮革、筋索、畜力将不胜其用。府库得以充盈，其余十分之八的土地得到利用，百工能够兴旺，才能用少数的人从事生产，征召更多的战士。这样就是足兵。 民心，足食，足兵，国家就会振兴了，但是还有一些同样很重要的问题要注意。 马，是国家的宝贵兽类，不仅在于它的市价昂贵，还在于它的战略价值。胡人所以如此猖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马匹。赵主父胡服骑射，把代、陉一带划入了国家的版图。燕国驱东胡，征朝鲜，长城向外推移千里，辽水一带成为了神州的土地。有了马，就具备了征服远人的条件。我们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就没办法不与胡人争锋。何况弓骑是争夺天下的利器，能养马，才能训练骑士，有了骑士，才能出外征战，回国守卫。步兵在险要的地方作战有利，战车在平坦的地方作战有利，骑兵在开阔的地方作战有利，我们的邻居是占据平坦广阔的冀州的袁绍，控弦乘马驰骋在草原上的胡人，以及步卒众多、善于用兵的曹操，那么骑兵无疑是我们最具优势的兵种，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击败对手，固然要依靠仁义智谋，但是至少在器用上不能落后，甚至强过对手，才能百战不殆。 说到马，就不能不考虑铁的问题。孝武皇帝大征匈奴，京畿养马数十万，为马掌蹄铁的工人不够，要从关中以外的地方征召，如果我们并州大量养马，十万匹马可以轻易的获得，但是马不钉铁掌，就不能远跑，上了战场不耐久战，还不如没有。要有蹄铁，必须要有大量的冶铁和工匠，何况需要用铁的地方不知是马掌这么小的东西。战士们的器械铠甲，农夫们的犁铧锄耒，全都是需要用铁。兵器不用铁，就不能杀伤敌人，就要受害；农具不用铁，就不能翻动土地，就要受灾。这些铁从哪里来？晋阳附近有铁，可以冶炼；河东有不少铁，也可以开发，但是铁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冶炼的，尤其是在乱世中，这些东西掌握在私人的手中，就等于掌握在敌人的手中。何况洪炉高耸，要一百个人才能树立起来；大叶鼓风，要一千个人才能拉动；矿石、木炭千钧，要一万个人才能运送达到；器物一旦生产出来，又能让亿万人受到好处。这样调集万千民力，而又让众人养它鼻息的事业，怎么能够落在私人的手中呢？ 盐的问题和铁比较类似，虽然说都是国家为了增加收入而实行的买卖，但是国家可以与民争利，也可以不与民争利。如果恢复了盐、铁、酒榷卖的制度，那么就要整肃官员，选派有道德又明事理的君子做这些主管的官员，把这个行业的商人控制在国家的政权之下，不能让他们成为这方面的官员，而只能让他们作为这方面官员的属官助手，既懂得商贸的业务，又没有决断的实权。这样才能竭尽他们的才能，又避免他们的危害。而把商人从盐、铁、酒的行业驱赶到其他的行业去。百姓们也不会受到官僚的危害，盐铁都为了百姓的需要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实用、丰富而且廉价，这些问题也将要在下一篇《人政》中详细阐述。 所以从上述想法看来，河东、晋阳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国家的根本是务农，农业的根本在于土地，土地主要都在汾水沿岸。而晋阳有铁、河东盐铁都大为有利，解池的盐卤，是国家的大财富，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河东地区的井盐，不仅足以供给并州，甚至可以运往三辅、河西地区。如果获利，可以使国家富庶；如果不获利，可以收取民心，总之都是有利的。朔方一带盐卤更多，为国家长远计，可以作为储备资源。平阳一带的织布业，也是供给并州的大事，不能不给以重视。 幽州有鱼、盐、枣、栗、马匹、毡罽的丰饶出产；冀州有车骑、铁器、谷物、丝、绢的富庶；兖州、豫州有蚕桑、漆器、器用的工业；雍、凉有谷物、牦牛、宝石、美玉、牛马的大用；三河一带地方狭窄，人口众多，没有什么出产，但是却是国家政府的驻地，单独供给这样的地方，就足以使商旅辐辏，肩踵相接。只有并州能够出产的东西很少，在太平时候没有什么利益好获得，但是在此时却是有利的事情。现在国家动乱，诸侯势力大的不过占有一州，盗匪盘桓在路上，偶尔有一些商旅往来，也是关卡林立，盘查密切，而且又大为危险。自从董卓盗铸货币以来，钱币制度也崩溃了，想要随意的购买东西，没有货币是不可能的，于是人民以物易物，除了互通有无以外没有别的目标，种种条件都让商人难以存在，除非是大贾，否则谁能够在这样的世上继续把持贸易呢？所以对外依赖不强烈的地区才能够更加有利的发展。这就是前人说的：“彼且恶乎待哉”啊！ 中国的心腹大患，莫过于胡人。周臻大定，胡人不敢入侵，东周衰微，胡人肆虐；秦国一扫，驱长车十万乘，带甲三十万北伐，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楚汉相争，山东各国复辟，胡人才又张狂起来，甚至高祖都有白登之围，三十万大军不是不多，各种兵器不是不够锋利，高祖用兵不是不善，陈平、娄敬计谋不是不多，却被冒顿单于给围困起来，靠着收买女人，趁着大雾，才得以逃脱。这是因为国家的力量不够强大么？还是因为什么呢？ 孝武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太仓里的粮食层层堆积，贯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国家很是富庶。这样的时候，开始用兵征讨朝鲜、百越、东瓯、西南夷都很顺利，但是北伐匈奴却连连遭受挫折。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将，有数十万的兵力，有全国数以亿计的财帛，打一次仗要死掉十几万匹战马，缴获了屠休王的祭祀器，在狼居胥山封土立碑，兼并了河西，切断了匈奴的臂膀；兼并了朔方，挖掉了匈奴的心腹，但是匈奴人一旦逃到大漠，就再也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又回到了秦始皇的时代，我们强盛了就打过去，他们强盛了就打过来。我们亮出刀枪，他们就撤退；我们收起武器，他们就掠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干、越、夷、貉同样是异族，现在却能够容纳入我们的国家，即使征讨起来，也并不困难，为什么唯独匈奴就这样让人头痛呢？东胡、扶余、大月氏、乌孙、康居、大宛这样的国家，被匈奴奴役，但是匈奴分裂的时候，乌桓不费力气就能够把他们击败，匈奴一部分逃入漠北穷荒之地，一部分流入汉地。为什么汉不能做到的事情，轻易的被东胡的余种达成。这是因为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典章制度完全与我们汉人不同的缘故，他们居无定所，没有城池可以守备，没有农田可以种植，我们的战争方式完全对他们无效，没有散地、没有绝地、没有攻城、没有对阵，胜利了就呼啸群聚，失败了就四散而去，捉不到、围不住、追不上、等不及，驱逐着牲畜前进，没有粮食，没有水源，不会登上高山凭险固守，不会组成阵势行列进攻，要是不改变他们的根本，那就不能平定他们。而我们国家的人却是耕种田地，固守城郭，冲车陷阵，行伍而后进攻，胜利了则筑城垦殖，失败了就闭门不出，这是因为他们离不开土地的缘故啊。也因此能够围困，能够截击，能够扰乱，能够用间。而农民不懂骑马，商人不会持刀，工匠难以驾车，只有专门的士兵才能出去交战，这样就造成我们拥有着大量的能量，却分散在民间不知道怎样才能聚合，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释放的结果。 所以要想击败匈奴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想达到一个长久稳定的状态，就要改变他们的根本。“有恒产者有恒心，”现在我们要在并州谷地之外的地方放牧，让民风变得剽悍起来，汉人牧民化，国家就有强大的军队了。而在朔方、云中、雁门以北，宽阔平畴，大河流经，水利丰富，可以开垦为农田，趁着我们现在与匈奴交好，可以教给他们稼穑之道，种植粟麦，无论如何比放马牧牛收益多，之所以不在并州全都推广农业的原因，是地利不允许。这样变更匈奴的根本，就能够让他们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在外面解除了国家的威胁，在内部还可以获取利益。如果推行的好的话，把敌人变成了朋友，不用三十年，匈奴就变成国家的长城了。我们颠倒行事，在中原放牧，在戎羌耕种，让汉变得强盛，让蛮夷真正畏惧我们的武力，折服于我们的文物，就可以让他们臣服了。至于如何推行，在下面将会谈到。
七策之地政第三[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