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每个人都有他所要负责的事情，能够尽职而不越权，才是国家井井有条的基础和开端。 天子选拔三公和九卿，这些人必须通达、正直而又明理，三公选择其他官员，九卿选择他们的属官，然后层层分割权力，最上面的人只要忧虑人有没有选对，手掌控制手指是否灵活，要抓住什么东西，放下什么东西，也就可以了。上面的人无为，下面的人有为。无为的人不用担心有为的人会祸害百姓，会架空自己，会谋取私利，因为早在他们选择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坏人排除掉了。 用狼来管理羊，狼不能多，否则羊虽然听话，却全都被狼吃掉了，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用羊来管理狼，那是一定要受害的。用羊管理羊，可以用团结的方法来维护管理。用狼来管理狼，那就必须要有利器作为秩序的保证。所以一千只羊，也只能养一只狼，即使这样，还要遭受很多的损失。用羊来管理羊，当狼群来了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抵抗。儒家的政策，类似于用羊管理羊；法家的政策，类似于用狼来管理羊，可是不管怎样，似乎都并不够尽善尽美。 问题在于我们的百姓柔弱而又善良，这就是羊，不管是仁君名相，还是贪官污吏，他们都能够逆来顺受，顺来顺受。但是水是最柔弱的，风是最稀薄的，水能够击溃堤岸，风能够拔起大树，一旦他们的力量爆发，那么即使是陈涉、吴广这样的人，也能够灭亡秦朝。是因为超越了他们所能承受的度。但是没有到这个度的时候，都能够忍耐。可是等到了这个度，局面又不好收拾。比如黄巾作乱，就造成天下像现在这样混乱。 用重法来治轻罪，虽然能够震慑百姓，但是万一有人犯了重罪，那么又用什么来责罚呢？假设偷盗和谋反都是死罪，那么为什么不谋反呢？孝文皇帝要用族灭的刑罚来惩处盗窃七庙祭器的人，却又担心没有刑罚惩处盗窃皇陵的人而停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不要把百姓们逼上绝路，否则风和水也能够汹涌起来。 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把百姓由羊，变成马。马这种动物，放在田野里能够自由奔驰，笼上缰辔又能够顺从，认定了主人就绝对不会背叛，不认同的时候就会用蹄子相向。用他们耕地，虽然不够力大，但是速度很快。遇到敌人，不会退缩，如果主人对他不好，就会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即使用锥子和鞭子，它也会挣扎。如果人民也是类似的，他们懂得判断形势，知道选择君主，虽然这样力量有时会不统一，但是只要君主有道，人民一旦统一起来，那国家发展就快的不得了。既不要担心内部有狼戾不仁的酷吏，也不要担心外面有虎视眈眈的敌人，万一君主的措施不得当，情况能够很快的反映上来。这样人民的素质高，君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就容易，德才兼备的人越多，执政就越吻合人民的意愿。造父驾车，虽然八匹马来拉，一样没有混乱；国君懂得驾驭人才，人才虽多，也绝对不会乱事。这样国家就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社会也就相对的安定。 治理国家从来都是要以民众为本，人口是重中之重，现在国家遭到了灾难，人民流离失所，四海之内空旷下来，田野里生满了荆棘草莽，美好的土地全都变成了野兽栖息的地方。没有人民，就没有税赋，没有劳力，没有兵役，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前面《地政》篇说到了招徕外国人口的方法，现在说说增加人口、管理赋税、分派徭役、发展工商的问题。 勾践十年生育，而十年教训，以小国之姿，大破中原的霸主。高祖皇帝初定天下的时候，国家人口丧乱，百姓离散，经过文景近五十年的繁育，才得到了恢复。休养生息的做法无外乎轻徭、薄赋、省刑、以及鼓励生育。但是要迅速的做到这些事情，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百姓们关心的是生老病死的问题，有了子女，能不能养活；将来老了，能不能依靠。仅此而已，这事情说来简单，做起来又相当的复杂。 首先是生存的问题，现在这样的时节，诸侯割据，五百里之外，等于另外一个国家，互相攻伐，田野里到处都是折断的枪矛，河水里常常有漂浮的盾牌。作战的是老百姓，死亡的是老百姓，他们拿起了刀枪，就要放下锄头，在战场上有死亡的危险，回到家乡还要遭受饥饿的折磨，长年在外没有机会与妻子团聚，即使有了孩子，也没有时间去照看。妇女们在田地里劳作，孩子们就在炊釜、火灶附近爬行，或者野兽饥饿，逃窜到人烟本来就稀少的村庄中，那孩子的成长有多么的困难？十五年的成长换来战场上的一朝战死，不熄灭战争的火焰，国家想要得到人口的增殖岂不是缘木求鱼么？ 即使没有战争，只有徭役，也是一样的，夺取了百姓们生产的时间，就等于是把他们推向饥馑、瘟疫和死亡。百姓们没有时间去繁育他们的后代，那么人口就不能增长。所以说，保证百姓的生存，发展他们的生产，增加他们的财富，才是国家兴起的根本。 其次就是生养的问题。因为这样，要让百姓有生养的条件，这就需要给他们充足的劳动时间，繁育后代的时间，要这样做，只能尽可能谨慎的发动战争和徭役，摊薄赋税，让他们有充足的财富去养育自己和子女，才能够谈到其他的事情。 先贤说：“幼有所养，老有所终”。这样却不利于人口的增长。人们之所以要有儿女，是因为担心老来无靠，但是又常常为养活他们而困苦，所以国家帮助养活幼儿，却不帮助养活老人。那么老人的赡养由子女负担，百姓们就会多生育子女来防备变老。那么养育儿童的负担减轻，就会更增加儿童的出生。管子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担负起养育儿童的责任，也可以加强对人民的教育，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家庭，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需要增加人口，国家就养育幼儿而不赡养老人；需要抑制人口，国家就赡养老人而不养育幼儿。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版籍，都是属于天子的，可是国家常常陷入困窘，现在为什么诸侯割据，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他们所割据的是天子的土地，他们所驱使的是天子的臣民，但是现在天子从长安逃出，没有土地可以立足，没有人民可以供奉，这又是为什么？天下的大祸，莫过于兼并，如汉初分封土地，以萧何的大功劳，只不过封了八千户，后来因为又有功劳，增加了两千户，那么是一万户。可是后世的豪绅，田连阡陌的人比比皆是，这些土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兄长也曾经是豪绅大族，家中的奴仆、佃农有多少人？能够组织起数千人的军队，这样的力量可想而知。我也曾经是北海的豪绅，家中的田地，垄亩相连，骑着快马，恐怕也要跑两三个时辰才能横穿。那么这些王土上的王臣，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户口，有的申报给了官府，但是也有不少的是在隐瞒。尤其在天下混乱了之后，无主的土地大量增加，流离失所的人民不知道该依赖谁。庄园主们躲在土夯成的壁垒后面，继续奴役着逃荒投奔他的人民，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抗衡官府。普通人一旦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要求就会变得非常的低下。对于要饿死的人，一块饼可以让温和的人咬牙切齿，能够向无辜的人发起侵袭；对于要渴死的人，一盅水让懦夫也双目圆睁，敢于向强壮的人发起攻击。 土地控制在豪绅的手中，他们所收揽的人民全是亡命之徒，这不是很可怕的情形么？ 国家想要强盛，必须亲自控制土地和人民，杜绝兼并和侵吞，下就不会强于上，国家才不会分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这样说也是不确切的。其实人民从来没有怨恨过不均，从来没有仇恨过富人。他们所仇恨的，是通过违法乱纪致富，通过以强凌弱成功，通过以众暴寡胜利的人，他们不仇恨富人，但是却仇恨为富不仁的人，由此看来，他们仇恨的是不仁的人呢。首先认为人性是丑恶的，所以才会严刑峻法，而孔子不是认为应当爱人的么？ 高耸的是山峰，卑下的是江河，上天难道是不公平的么？难道天道不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么？岩石坚硬，所以可以挺拔；水流柔软，所以可以荡漾。江河不能悬挂在空中，山峰也不能顺着沟渠流淌。这不是上天造成他们的高低，而是他们自己的性质导致他们的处境。人世上生就千百种人，龙的九子尚且各有特色，那么聪明睿智勤劳坚韧的人能够富裕，昏愦愚昧懒惰动摇的人能够贫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说懒惰的人和勤劳的人吃一样的食物，那人们就都躺在田垄中睡觉了；如果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穿一样的布料，那么人们都用石头砸自己的头让自己愚蠢迟钝了。如果把山峰削平，沟谷填满，地面变成了平畴，那么自然就陷于静止了。如果把智慧的、贤明的人和愚蠢的、不肖的人等同起来的话，社会就陷于静止了。所有的东西死气沉沉，所有的人浑浑噩噩，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希望的么？ 但是你看现在的世道，并不是勤劳的人享有膏梁锦帛的，也并不是懒惰的人使用蔬食藁蓐的。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在机杼上穿梭的织女，锤炼铜铁的工匠，修筑城墙的劳力，他们都是辛勤劳作的人，除了工作就是在睡眠，生活俭朴的近乎苛刻，但是房子里面只有四面墙，房顶是茅草搭建，门闩是用绳子系住。这样的人是他不够勤劳么？是他过于奢侈么？是他头脑愚笨么？但是他们却贫穷，这不是不合理的么？现在这样的人，他四体不勤，生活奢侈，头脑冬烘，但是他占有着土地，勾结着官吏，豢养着一群帮闲无赖，农民种植的粮食他要拿走十分之八，因为在他的土地上种植；女子织成的布匹他要拿走十分之八，因为蚕桑在他的土地上种植；炼成的金属，他要拿走十分之八，因为在他的山中出产；然后他凭借着这些财富，巧取豪夺，继续兼并别人的土地，更加多的土地进入了他财产的行列，更多的人就要仰仗他来生活，那么这样地人怎么不该仇恨他？不仅要仇恨他，还要消灭他呢！这样的人向上祸害国家，架空君王，向下鱼肉人民，荼毒生灵，这难道是我在仇富么？这是在仇恨不仁的人，“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那么这也有人要为他们辩护么？ 我们兄弟也曾经是那样的人，只不过会稍微有一些仁慈，没有做的太过分，但是现在看来那还是罪恶的。并不是那时候我们良心坏而现在良心好，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我听说曹操家在陈留是大庄园主，但是曹操平定兖州之后就镇压了很多豪强，如果没有那些财产他就不能组织起军队，没有军队他就不能平定兖州，但是他却杀死那些人，这就是因为担心其余的豪强重新崛起的缘故。刘表诛杀荆襄的世族，袁绍打击河北的豪强，都是同样的道理。国家和豪强的利益本来就是互相冲撞的。可是并不是那些人良心不好，而是他们处在那样的地位，只能那样考虑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像曹操、刘表、袁绍那样的残暴，因为国家还不能不依赖他们，但是需要阻止他们这样兼并人民和土地。否则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国家就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了。 想要把百姓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首先要知道户籍，他们为国家缴纳赋税，有口赋、有田赋、有更赋，高祖初定天下，轻徭薄赋，乃是减少的田赋，可是百姓田地少，豪强田地多，田赋的轻薄，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口赋重，百姓就要逃避登记户籍；更赋重，百姓就要逃避登记户籍。这样百姓们都没有户口，隐藏在山野，或者依附于豪强，国家岂不是更加困苦？一个人犯法，只能死一次，这是因为生命只有那么多，刑罚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极限。现在五口之家，每年勤耕力织，只不过能够赚到十万钱，却对他们征收五十万钱的重税，税虽然多，但是征收不到，也是无益。所以侵夺百姓，对于国家毫无益处，眼前的利益都不多，何况长远看来还要有大害呢？ 按照人头征税，百姓不仅要隐瞒户籍，还要减少生育，这样国家的人口就减少了，国家能控制的人口就更少了，豪强就壮大了。所以我大胆的建议取消更赋和徭役，也取消人头税，加重工商农税和财产税。农民按照他田地的出产征税，课税不必十五税一那么轻，大可以按照十分之一。牧民按照他们的蓄养课税，商人按照输入输出商品量课税，工人按照出产来课税，地主按照占田多少课税。除此之外，就不再收其他的税，这样国家的收入不见得会减少，而百姓受到的恩惠却很大了。 每隔五年谱清户籍，在规定期限内命令百姓自己到官府申报，申报户籍之后，可以入编，负担缴纳赋税的义务，也接受国家的保护。过期则不予登记，如果再想要入籍，只能等到五年之后。阻挠别人入籍的人，斩立决！这样由百姓自愿入籍，对于笼络民心是有好处的，也能够削弱豪强，让百姓自己选择脱离他们的控制。人心都是喜欢为自己劳动而不喜欢为别人劳动，那么只要官府的税负不是很重，他们一定愿意接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人口的数目。 每隔五年谱清田产，在规定期限内命令百姓自己申报田产，申报田产之后，负担缴纳赋税的义务，也得到国家五年之内的认可。申报之后规定一段期限，任由邻人乡里检举，如果申报田产不实，意图逃避税负的话，一旦查清属实，多出来的田产一半入官，一半奖励举报者，一人举报，一人得到，十人举报，十人瓜分。那么只要这样税负不是很重的话，豪强也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应该会如实申报。 但是这样做，最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上面的法令的确是这样，但是下面的官吏如果歪曲、取巧，那么百姓受到蒙蔽，不会理解，上面屡次催促，就是没有什么进展。本来是很好的方法，却搞得民怨沸腾，这样的事情，在古代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变更法令，最重要的是变更官吏的态度。百姓们现在处于愚昧的状态，受到乡里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煽动，恐怕就要抵制这种方法，那时不但收不到好的效果，反而会举步维艰。所以在推行这样度田、度口之前，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宣传，让百姓们明白上面究竟要做什么；然后确保官府所有的承诺都能兑现，百姓们看到是否做到了上面的要求；然后有利害不相关的人在监督，一旦发现奸情，立刻查办。这样百姓们才会感到新法令的方便。不仅是推行新法的时候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我反反复复在说的人政啊。 第一要用法令规定，让赋税变得固定，除了国家规定的其他一概都不许收取，历来百姓都苦于苛捐杂税，而国家从此不收取苛捐杂税。如果是官员收取的，那就杀死这个官员；如果是属吏收取的，那就杀死这个属吏；如果是乡老收取的，那就杀死这个乡老。这并不是轻杀，而是这样做的人，都是无视国家的权威的人，这样的做法等同于造反，何况现在天下还处在动乱中，这样的重典，本来无可厚非，保护百姓的利益，也是民众可以理解的。 第二要进行宣传，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推行的法律到底是什么。现在地方上的大官或者乡老对百姓们说：“法律规定，举报我们的罪恶是违法的。”百姓们就会信以为真，不敢举报他们的奸情，如果监督机关也是官官相护的话，那么地方的豪强作恶，百姓就只能忍受了。 第三要设置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监察的总机构，由他们选派刺史到地方察探，但是差旅费用全都由中央负担，所有查访都是暗访，不许让地方行政官员知道。再由中央监督机构在各地方选定暗刺史，什么是暗刺史？是由地方官吏兼任的刺史。每郡可以设置三人，每县设置两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暗刺史，却不知道另外的暗刺史是谁，分别向上呈报，这样就可以断绝行政和监督机构的勾结。每隔三年要更换一次，可能更换，也可能不更换，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俸禄除了担任地方官员应得的之外，在暗刺卸任的时候，由中央的监察机构发给俸禄。 第四要考察官吏政绩，调动官吏的职务，防止他们与属吏勾结。而属吏多半是当地人，他们往往比官员更加善于剥削百姓，有的时候官员更换，属吏却不更换，这样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但是国家没有办法频繁的更换属吏，只能加强教训，同时隔数年就进行一次考察，百姓评价不好的，立刻撤换，工作不勤勉的，加以责罚。 第五就是官吏们的待遇，他们不耕种、不蚕桑，官吏也多半都是出身世族，家族有人出仕时购买土地，应该在有司的监督下进行，否则有弄权的可能。增加他们的俸禄，提高他们的待遇。这样在他们做官的时候，珍惜职务而尽量不犯错；在卸任的时候，财产能让他生活富足。不为生活分心，却担忧丢失职务；不怕老来无靠，也就不想贪污。当然这只是在制度方面的做法，严厉监督与教育还是重要的。 齐桓公喜欢紫色衣服，全国紫颜色的布就贵。楚王喜欢细腰，全国节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不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紫色，也不是人人都吃得很饱，这是因为上行下效啊。所以位置在上面的人怎么能够不如履薄冰，谨慎行事呢？现在有了这些做法，却不见得有能够执行的人。天下的官吏也不全都是奸人，也不全都是善人。阿大夫和即墨大夫都存在，现在齐威王煮了阿大夫，赏了即墨大夫，齐国就得到了大治。所以君主的态度，有的时候也是至关重要的。兄长本来仁爱淳厚，却又嫉恶如仇，那么那些奸邪的人，就会有所收敛？奸邪的人不能掌权，正直的人身居高位，国家是不是就可以兴盛了呢？我们或许值得等待？
七策之人政第四[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