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之下的庶民，那么这也就可以看出，不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能进入这个俱乐部的。可以固执地认为这些人需要一位领袖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则为这位领袖提供他生存、发展的资源。但是可以想象这些世族们的立场，当曹操携带着三十万的黄巾军战士在兖州横行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权利说不？也可以像老生常谈的那样念叨说选择曹操还是吕布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但是必须选择一个人来领导他们，这是不可变更的，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我想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领袖？而他们之所以会看风使舵——也不仅仅是兖州一带的豪强如此，凉州的也可以看作一个典型——是因为他们需要保护什么？还是他们需要创造什么？答案无疑是他们要保护而非创造。 东汉是庄园经济发展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资源大量集中在庄园中，而这些庄园主进行的生产类似于一个小小的要塞，包括所有的生活资料甚至部分奢侈品。围住庄园，收拢佃客，然后从其中选出一部分人来作为保障安全的力量，甚至生产国防用品和生产资料本身，也就是说一个庄园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存在，只不过这个经济体对于国家来说是个微乎其微的个体。 同时大家也能看到，土地是有限的，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你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但是否合理配置了资源，却不是很轻易就能够判断的。而作为封建国家的领导人，思考的问题常常不是如何追逐更多的利润，而是保持人民在一个“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生活水平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无疑是个好皇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也就是个恶皇帝。这样的价值观念让天子更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而不是富裕，所以在任何时候，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即使能够富甲一方，也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可是偏偏事与愿违，在地方上富裕的人，往往又都是宫廷与京都里面的大官僚，国家的财富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手中流去。 我们的国家从宏观到微观都保持着一种形态。从用宗法制度组合起来的国家模式来看，皇帝和他的臣民的关系，与地主与仰食于他的普通百姓的关系，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只不过不同的是天子在这个时候不能直接的占有最下层的臣民。我们的古诗中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论调来陈述现实，天子虽然在名义上占有农民和农奴，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只能是受到他的控制，而农奴则直接受控于他的直属主人，而非高高在上的天子，这样一来，只要中间的领主足够抗拒皇帝的惩
罚，那么他就可以用皇帝的财富去打倒皇帝。一个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混乱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岁月里，王朝的兴替被视为一大特色，因为一个文明稳定的存在并且延续，而政治上的变动又呈周期性，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运动方式，在其他国家来说是很难见到的，既然这样那就自然可以视为是中国的特色。这种兴替可以抽象的视为与小农经营——小农破产——小农重新形成的过程正相关。也就是说财富，更确切的说是经济资源，由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过程是与王朝兴革同步的，也因此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简单草率的概括，王朝因为土地兼并而倒塌，又在农民战争的废墟上重建。那么小农（自耕农）做为皇帝本人和中央的财源、兵源，也是无可厚非的封建国家的基础。 在东汉末一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全国的漫长岁月中，一种对于中国来说是特殊，但是对于世界来说是普遍的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和衰亡的步骤。也就是封建领主制，也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或者称为制度并不合理，而应该称为一种模式，因为中国始终也只是近似这种方式，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再形成封建制度，所以称之为经济模式，只在经济上讨论还是相对恰当的。 如果我们还把这种主属关系看作是契约的话，那么风雨飘摇的汉帝国陷入困境的原因，并不是契约失效，而是契约的基础不复存在。契约的基础是君主对于臣民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了控制能力，契约有没有都不重要，而如果没有这个控制能力，契约根本是一张废纸，这样说来，契约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而兖州的问题在于，这些豪强们拥有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力量又刚好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虽然不如那些军阀的军事能量大，但是在他们认为忍无可忍的时候，能够发动一场暴动。 在黄巾起义的风潮中，可以说完成了一定的打破土地垄断的任务，接下来的剧情本应该是大量的自耕农在无主土地上耕耘美好的明天，一个崭新王朝就此诞生，但是事与愿违，国家没有用他们来构筑帝国大厦的基石，却用一系列的政策压缩了他们存在的空间。 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个战乱的年代一切都是以军事斗争的需要为先，政府在中原地区大力推广屯田制度，本来这些土地是会培育大量的自耕农的，而现在以一种更为便捷有效的形式组合，被称为军屯和的方式挤占了他们的份额。政府甚至可以直接的用类似国营农场的办法来控制土地和劳动力，这样的办法往往带来的是比自然竞争更为迅速的兼并，因为政府也可以把自己的财产赏赐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我们常常会觉得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最大的必然是地主，而且是巨大的地主，而在东汉末年的战争中未必是这样。坞堡林立的土地上，依附豪强，筑壁自守，显然会成为时尚，也是生存的需要，大豪强不仅受损有限，反而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这也就是黄巾起义没过多少年，中国就陷入了完全的分裂的原因之一。而这些人凭借他们的政治优势，更迅速的恢复，并且在业已全面衰退的经济中，占据更大的比例，这是势不可免的。即使国家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抑制他们的膨胀，但是既排斥又利用几乎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的永恒关系。曹操之所以不能在兖州完成他重建中央权威的宏图，也大抵为此，这些人总会比独立经营的小农发展的快速，而国家的经济也不得不向私营庄园模式发展。结果就是政府对于事实上成为领主的地主们的依赖加剧，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的相应变革，还有货币信用的崩溃，政府金融调控的失败，流通领域大大萎缩等等，国家的权威也就越来越堕落下去。这几乎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局面，中国在战乱和挣扎中度过了四百年。 历史上的曹操诚然是雄才大略的，超过与他同时的各位政治家，不管是屯田制度对于国家经济迅速振兴的作用，还是赋役改革、货币信用的重建，他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豪强也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措施，如果不是他的继承者急于夺取汉朝实质上早已失去的权威，而停止了压制豪强的政策，或许后来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或许不知道，当初几乎要置他于死地的兖州豪强及其同类，在未来发展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他们危险的实力还在上升，一直到了与天子平起平坐，甚至名望高过天子的地步。当然这也是历史必然要走的过程，否则为何中国独能在有唐一代振兴，以全新的方式来构筑国家，与世界各国都有所不同，可是这只是对于站在一千八百年之后的我们来说。一千八百年还不够长，还是不能对过去的事件做出足够正确评判，而处在当时历史中的人们，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对于世界的判断，对于人生的思考，能够对后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样的时代里，想要宣称自己拥有权威似乎是个自由的事情，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很难统一到一个权威之下。因为地区间的不平衡，包括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更加剧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倾向，想要整合这个国家，变更经济结构和构成方式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发现这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用偶然的某甲多活一年，某乙灵机一动，就能够解决的。 刘驰的战略制定者们不是没有为他出谋划策，但是实在是因为事情太复杂，才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尝试。即使我曾经写到过吴霜为他献上七策，并且在《人政》篇里多少提到了关于压制豪强的方面，不过这种不能调和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许真的只有废除这种生产的模式，改变制度了？当然在公元三世纪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这种探索最好适可而止，以免陷入不必要的混乱之中，而主角最好的归宿，也就是在人性上的回归圆满，而不是在事业上的成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要因为不够过瘾而觉得是浪费时间。这本书写得很现实，我不想掩饰我也有野心，就是在书中体现出自己的某种艺术性的风格，但是我的野心也只有这些而已，在整部书的创作劳动中，我获得了很多，远远超过我的预想，这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交待！ 因为我们对于三国类的小说，不论是读还是写，都是站在上层去看待，有的时候会觉得通过一些变革，自然就能把大方向引导开，可是我个人坚信的是：不论如何先进的文明的个体，进入如何落后的文明中，都一样会被落后的文明所同化。因为文明本身不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只有随着大多数，才是存在下去的理由，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那么对于要不要改变历史，我想写到现在我已经有了答案。正如刚才所说，我们如此关注于上层建筑却容易忽略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并非是只表现为生产力。当然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决定的，但绝对不只是生产力。所以在人物身份设定，以及若干情节中，我都自觉不自觉的想要展现当时的社会运行状态。也自然就不遗余力的表现这种社会关系，甚至把主角投放到那样一种生产活动中，希望这样的经历，能够帮助他更清楚的认识世界。 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总结下来无非是几点：第一，虽然书友们看的是为了过瘾，我却很难把一个不能建立权威的人扶上皇位，因此主角不会统一全国，更不会当皇帝。第二，曹操也并不是一个能够建立足够权威的人，所以他也不会统一，这本书只能写到某个人生命完结，而不是天下太平，因为天下太平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们内部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冲突必须要继续下去，这是国家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第三，因为有当时人和现代人两种视角，使得主角思想倾向和选择有的时候会显得混乱，不过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看书，因为主角虽然是古代人，但是写书的人和看书的人都是现代人，大家理解万岁。 感谢各位书友，特别感谢能与我进行交流的书友们。
公元194年兖州倒戈事件及社会契约[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