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之外，我们通过几次长途电话，倾注了我对北京的许多情感。当时有一位同事要去北京出差，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到北京，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可带，要带的话，就把我人带去吧。
当时流行三毛的散文，琼瑶的小说，我给石英写信，说上海比较难买到，石英马上给我买来了友谊公司出版的全套的三毛散文以及琼瑶，有10多本的书籍邮寄给我，不肯收钱。一段时间后，石英感冒，我从上海给她邮寄了两听大罐的营养品，可她却原封不动的给我又邮寄回来了。经过来回路上的颠簸，两罐铝制的铁罐包装就像是一个陈年的文物，凹凸的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的书信逐渐频繁，情感也随之加深。就在此刻，我收到了石英父母给我的来信，说他们的石英还小……我懂得了他们的想法。
后来我到了北京，见到了董丽，在病房的走廊里。董丽告诉我，石英在底楼的化验室上班，于是，我到了底楼的化验室找到石英，石英正在上班，她让我中午以后再来，中午以后，石英把我带到了医院对面的一排老式的住宅里，在楼房对面近马路的一排平房里，我与石英交谈，想好的一些话语都没有了，我们像是客人，客套的交谈着，中间，她的母亲进来为我续茶水。这是石英的家，这间小屋是石英住的，我后来把它称作“爱的小屋”，实际上，爱的小屋是没有爱的，对我而言。晚上，石英请了她的一位女同学作陪，在永定路的饭店里，她请我吃饭，饭后，石英把有些微醉的我送上了地铁。我没有喝很多的酒，只喝了一二杯的啤酒，可我有了醉意。
又以后，我再次去京，石英带我去董丽家，没有见到董丽。
有一年，我到北京中国鲁迅文学院参加一个创作研讨学习班，火车到达北京的上午，我在北京火车站的钟楼底下给石英打了电话，石英患了重感冒，说过几天才能来见我，我一个人在北京的东区的鲁迅文学院里，什么地方也没去，待了三、四天，心情不佳，提前离京回沪了。后来贵州的老赵给我的信上说，在我离开后，石英去了鲁迅文学院找我，可我已经离开……，老赵后来给我的书信上说，石英的孩子病了，……我有些不可思议，石英的孩子？再后来，好几年后，我有一个朋友调去北京工作，我让他专程去玉泉路的医院看望石英，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说，石英已离开了医院，已经在国外定居。
去年的夏天，酷暑的夜晚，我在玉泉路的医院迷失了自己。我从医院出来，在小雨中，我走到了医院对面的一排平房前，我在寻找着爱的小屋，已经不知哪一间是爱的小屋了，我想敲开一家门问一问，但我突然没了勇气。在小雨中，我离开了这平房，走到街上，街上拐角处是很热闹的夜的排挡，许多人在喝着啤酒消夏，这里不属于我，我必须离开。在玉泉路的地铁口，我坐上了公交车，向着临时居住的宾馆归去。
那年冬天北京以后（中）[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