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时恐慌起来，他们既怕全国各地群众效尤，“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又怕法国借此出兵侵略，其它各国配合行动。纷纷向同治请旨令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保护外国通商、传教，弹压“愚民借端滋事”；一方面又对天津道、府、县等地方官扣上“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不能事先预防”的罪名，要分别惩治处分。
同治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钦差大臣出使法国，去交涉。（当然同治知道交涉是会失败的，他的目的就是借机搞掉主和派，因为此时法国内国内局势不稳定，天津教案发生后一个月，普法战争开始，法军迅速战败，拿破伦三世在色当之役全军覆没。法国并没有能力在中国采取重大行动，因此法国驻华公使为国内形势忧心忡忡，对清廷的态度并不坚决。）
现在在清廷掌权的依然是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他深恐得罪外国人，“后患不可胜言”，一切有如同治所预料的那样，去法交涉以失败告终，恭亲王没办法只有委派德高望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处理教案。不过左宗堂的上书挽救了曾国藩的晚节，就在总理衙门让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的同时，也去函给左宗堂，征询对天津教案的意见。他和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的态度截然不同，回信首先指明不必害怕事态扩大，他认为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他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指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他指出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同时他又给同治皇帝上书：“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且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彼如以必欲抵偿为言，则仓卒莫得主名，在我本为有词。倘更滥及无辜，怨毒益深，即彼亦多不利。各国以通商为利，以众怒为畏，亦必自知设法转圜，无须别作计较也。”
同治读后觉得他的意见合乎情理，既保护了百姓利益，又捍卫了国家主权。他分析法国人并不至于轻易起兵这与后来的实际情况不谋而和。但是恭亲王和曾国藩等听不进这些，曾国藩还对左宗棠不应乱抓乱杀人民的意见进行反驳，说：“以为津民义忿，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局外无识之浮议。稍达事宜，无不深悉其谬。”又说：“天津枉杀教士，外国疑天津可杀20，其它口岸就能杀40；今日可杀20，异日即可杀200。洋人在中华几无可以容身之地。”当然朝廷中也有一些人反对妥协投降，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李如松是属于极端守旧派的人物，他还以为可以“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这就有点出轨了。但是在同治看来他替天津老百姓说的几句话，还是对的。醇亲王奕也是反对向外国人妥协投降的。一时之间同治陷入两难之中。
第三十六章 天津教案[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