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韩等再次请求割地，并送任子以求和，曹操采纳贾诩的建议，伪许之，并再次大败韩、马军。韩遂、马超败走凉州，杨秋则逃回安定，曹军阵斩成宜和李堪等叛将，关中自此平定[32]。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33]。曹操撤回后，命夏侯渊督众将继续西征。夏侯渊在两年内，逐马超、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氐，虎步关右，使凉州地区基本平定。[195]曹操位极人臣建安十七年（212年），汉献帝准许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196]濡须口之战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起兵南征孙权[288]，号称步骑四十万。次年（213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两军相持月余，曹操的水军作战失利。由于春雨瓢泼、江水上涨，曹操见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197][287]同年五月，复《禹贡》九州。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197]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208]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198]此时，曹操名义虽非天子，但实际已经有天子之实。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王太子。[198]曹操相争汉中主词条：曹操破张鲁之战、汉中之战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五月，攻克河池，斩氐王窦茂[34]；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208]曹操部分画像(9张)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军攻破居巢[257]，猛攻濡须口[256]，击败孙权，孙权派都尉徐详求降[35]，曹操同意，并允诺重新结为姻亲。[36][199]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37]。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同时，代郡乌桓与鲜卑的轲比能联合侵扰边塞，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38]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战败。之后，曹操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39]曹操襄樊会战主词条：襄樊之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汉中撤往长安。刘备大将关羽趁着襄、樊兵力空虚之际，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40]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汉水流域因为天降暴雨而发生了“汉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灾害[41]，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4244]。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池被水淹没，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208]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经过恶战，关羽败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途中为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以诸侯之礼安葬之。至此，襄樊战役结束。[45][208]曹操壮士暮年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这个小儿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嘛！”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46]曹操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做周文王足矣。”[47]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同月庚子日（3月15日[289]），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号为武王。[48]他临死前留下《遗令》（参见词条曹操遗令）。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49][259]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袭封丞相、魏王官爵。黄初元年十月辛未日（220年12月11日[290]），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改汉为魏，十一月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260]曹操主要影响编辑播报曹操政治惩办豪强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崇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278]另一方面，他在治国上强调以法治国。在当世战乱之下，要拨乱反正，只能采用刑法之治。曹操主张执法如山，强调法不阿贵。他说，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要求严格法令规章，赏罚分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操重视执法者的人选和执法者以身作则的作用，认为这是贯彻法令、实行法治的保证。[276]为此，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收到了一定的成效。[270][277]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278]唯才是举在人事管理方面，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这是曹操政治思想独具特色的地方。在汉末选官偏重门第、不问才德的情况下，他主张突破门阀界限，实行唯才是举。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要建功立业，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重视人的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并且明令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拘一格选官用人。[276]曹操用崔琰、毛?掌管选举，他们任用“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是权贵宠臣，“舆服不敢过度”。[277]以上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统一、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276]曹操军事军事活动黄巾起义之后，军阀混战，社会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其平生主要发起（一部分未亲自指挥）或参与的军事活动如下：历经时长主战争具体战役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统一北方之战兖州之战；濮阳之战；定陶之战；宛城之战；曹操讨伐袁术之战；下邳之战；徐州之战；官渡之战；邺城之战；南皮之战；曹操攻乌桓之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荆州之战长坂坡之战；赤壁之战建安十六年（211年）至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定关中、凉州、汉中等战役渭南之战；夏侯渊平凉州之战；曹操破张鲁之战；宕渠之战建安十八年（213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濡须之战第一次濡须之战；第二次濡须之战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汉中之战下辩之战；定军山之战；汉水之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襄樊战役水淹七军；沔水之战（表格参考资料[73]）军事思想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自著兵书十余万言（即《孟德新书》），“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又集录诸家兵法，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他撰写的《孙子略解》（又称《孙子注》），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273]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274]战争观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274]治军思想曹操割发代首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他“揽申、商之法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231]，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274]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唯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50]为保证法规的实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274]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274]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51]还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275]对有过失的“贤”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274]谋略思想曹操认为：“欲攻敌，必先谋。”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明《孙子集注》中的曹操注曹操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其军事思想中求实、尚变的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孟德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被誉为“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孙、刘集团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274]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陈寿认为他能够成就伟业，“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有时他强调刑罚过度，并且也有袒护失察之处，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274]曹操经济施行屯田，改革户籍曹操部分雕像(8张)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208]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枣祗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自述道：“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208]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208]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始创户调制，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282]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208]曹操在世时，还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如他举荐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建设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土坝，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270]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在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的衣服、鞋子不事华丽，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73]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还不是遵守古礼的时候。安葬完毕，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军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离开屯所。有司各率其职。以时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贮藏金玉珍宝。”[73]曹操文化文学主词条：三曹、建安文学诗歌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南朝人钟嵘《诗品》虽将其诗置入下品，但对曹操的评语却很准确，他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抓住了曹操悲凉风格的特点。宋人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曹操怀匡世之心，忧世不治，南征北讨，与群雄逐鹿，情怀慷慨，发为诗歌，确如北地老将，气韵沈雄。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在萧瑟的秋风中，看水波澹荡，洪波涌起，可以体会到诗人那如大海一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襟抱。[268]曹操现存20多首诗，均为乐府诗。其诗歌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年），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是曹操在诗歌史上重要的贡献。他用当时人熟悉的乐府旧题记叙他所经历的事件，创作了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94]的作品。[268]《短歌行·对酒当歌》诗意图(2张)曹操诗歌内容丰富，除了记述时事以外，还写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在《度关山》中，他描述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想：“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赏罚清明，各遵秩序。吏不失职，民不奢侈，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在《对酒》中则描绘了一个“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的太平图景，表现了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怀抱。曹操起于微末，最终平定群雄，奠基魏业，其所经历中的感慨都如实地记录在他的诗歌中。《苦寒行》记叙的是建安十一年（206年）北征高干之事，诗歌记叙在冰雪交加中艰苦行军的景况，作者却能站在战士们的立场，体察思念家乡的痛苦情绪。《短歌行·对酒当歌》可能写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诗人有感于时光飞逝，来日无多，而个人的抱负却迟迟不能实现，因而深切盼望贤人能够帮助自己，早日完成统一的大业。[268]将破碎的河山重新整合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因此曹操常常会慨叹人寿不永，这种忧惧其实是与他要完成志业的抱负相关。曹操写了不少的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等，这不能简单地看作为消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祈望长生的想法与他要统一天下的英雄怀抱有关。事实上曹操是一个生活态度非常实际，并非虚妄求仙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曹操表现出非常现实的、重视个人主观作用的态度，《步出夏门行》是曹操这种态度的代表作品。诗人认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年寿短长并不全由于天命，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他很积极地表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68]曹操的诗风，以钟嵘所评最为确切，确是古直悲凉，这与他的身世、地位、怀抱都有关系。唐代诗人元稹说：“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汉末支离破碎的社会现实感发着曹操，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68]散文曹操的散文也很有成就，鲁迅曾说他是改造文章的宗师，是指他对汉代文体风格所做的突破。比如诏令这种文体，风格应以典雅庄重为主，但曹操的一些诏令却洒脱而无顾忌，真率自然，具有通脱之风。如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陈自己不能放弃权力的各种理由，言词恺切，锋芒毕露，却又坦诚而真率。他从自己初愿做一郡守说起，因了种种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修改自己的志愿，最后他于强敌中崛起，消灭了袁绍、袁术、刘表等各种割据势力，“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他说这时“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虽有掩饰的成分，但却很真诚。说到平定天下的功勋，他并不讳饰，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实情，并非自大之言。又说到现在还不能放弃权力，以博谦退之美名，因为“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种清醒的认识、处实的态度和坦白的言辞，使得文章具有一种率真之气，生动、新鲜而富有个性的锋芒。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情质相符，是曹操诗歌和文章共同的特征。[268]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亦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272]文学影响他倡导并开创的建安文学，不仅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而且建安文学建立的优秀传统，也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标准。”建安风骨”是后代文人对文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陈子昂反对初唐时期的形式主义诗风，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一切都与曹操的贡献有关。曹操以相王之尊，不独亲自赋诗撰文，而且能够尊重文人并保护文人。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与文人保持着比较好的友谊，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268]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藏书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281]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207]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书法曹操在书法上的造诣也颇高，从书法资料上看，第一，曹操能于隶书、楷书，精于章草；第二，其书法风格雄峻浑健。[280]《唐人书评》称：“（曹）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崔）瑗子（崔）??、弘农张芝、（张）芝弟（张）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南朝的书法评论家庾肩吾在其《书品》中，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称其“隶墨雄瞻”。唐张怀?在书法评论专著《书断》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章草作品评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亦颇有影响力。[280]据史料记载，他常与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等人切磋书艺。他尤其喜爱品味梁鹄的字，还曾将专用的五灵丹拿给因向韦诞借读蔡邕《笔法》遭拒而呕血的钟繇。[95]他对书法的重视和提倡，促进了后来曹魏书坛的发展。故而在三国中，以曹魏的书法成就为高。[280]据说为曹操所题的“衮雪”二字曹操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宋郑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96]宗教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魏政权的建立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第107章 107[2/2页]